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中我国体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机理、难点与突破

　　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既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基础保障，也是实现国家体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在结合体育强国建设需求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资料调研、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对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进行理论探讨。研究认为，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可实现由“碎片化”向“整体化”的治理制度转变，由“治理技术”向“技术治理”的治理内容转变和由“静态单向”向“动态多向”的治理模式转变。然而，体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仍面临着治理制度端的“非均衡”与“不充分”、治理内容端的“问题多变”与“范围扩大”和治理模式端的“逻辑模糊”与“价值张力”等现实问题。基于此，建议以创新数字体育治理制度为基础，强化制度适配；以厚植数字体育治理人民性为核心，强化内容适配；以调和数字体育治理“人技关系”为抓手，强化模式适配，协同推进我国体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助力加快体育强国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国家发展的现代化离不开治理的现代化（何增科，2014），治理与发展同样关键。现阶段，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正逐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构成中的关键一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半岛·BOB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明确提出了“科技支撑”的概念。“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再次提及了“科技强国”“数字中国”“治理现代化”等核心议题。除政策层面外，既有理论研究也认为，以数字政府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驱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北京大学课题组 等，2020；刘淑春，2018）。

　　数字时代的体育也在呼唤与之适配的治理新形态。目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革命正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体育的现代化发展，把握好、利用好“数字契机”，不断推动我国体育发展与治理的现代化，对加快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中，关于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探索已在全民健身（白杨 等，2019；赵述强 等，2021）、体育产业（蒋亚斌 等，2022）和体育新发展格局构建（吴彰忠 等，2022）等方面初步展开。但受限于转型时间较短、体育治理与数字技术融合程度较浅等客观因素，学者们对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由于“体育治理”与“数字化转型”的概念较为复杂，牵涉要素众多、覆盖范围较广，尤其是两者跨界融合所折射出的体育领域中社会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更加需要从“数字”和“体育治理”要素融合的本质层面加以理解。据此，本研究将结合新时代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本质需要，进一步探讨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理论议题，以期助力实现体育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内的战略部署和重点任务，尤其是历史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而体育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建成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总体目标，并指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来看，未来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在于以建设体育强国为抓手，进一步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现代化（李爱群 等，2022）。因而，在发展目标不变的前提下，党的二十大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许。

　　具体来看：1）凸显体育强国建设的制度优越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在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最大特点在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适应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特点、发挥中国优势的关键所在（周文 等，2022）。也正因如此，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和国民健康水平才得以显著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要才能得到持续满足，体育大国建设任务才能顺利完成并向更高的体育强国目标迈进。2）注重体育强国建设的协调性。宏观上，体育强国建设的协调性体现为体育与国家发展的整体协调。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体育强国与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等战略居于同等位列，这意味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体育具有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未来体育事业应进一步与国家发展大局相协调，以更加全面的姿态融入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充分发挥其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应然价值（杨桦，2019）。中观上，体育强国建设的协调性体现为体育发展与治理的同步协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而我国的体育现代化同样也需要坚持发展与治理的同步。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回应新时代我国体育如何发展及发展为了谁的问题（郭维刚，2021）。微观上，体育强国建设的协调性体现为体育内部要素之间发展的系统协调。在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新征程中，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体育新发展格局要求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等子系统协同共进，形成整体合力，避免出现发展短板。3）确保体育强国建设的连续性。体育强国建设始终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过程。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体育工作的论述则再次体现出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连续性，需要结合新的时代背景进行再解读。4）明确体育强国建设的独特性。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体育强国以一种相对独立的方式位列于“强国方阵”中，生动展现出体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随着体育与国家发展之间关系的日趋紧密，体育的实际功用早已不再局限于一项特殊的社会文化活动，而是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对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等众多细分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性，就是要在国家发展的共性之中找寻体育的个性特色，以体现体育对于国家发展之独特价值和地位。

　　体育治理是国家治理于体育领域的具体观照，是实现体育领域多元主体利益调和、相互协作、平等互惠，进而最终达成体育善治目标的动态过程（杨桦，2015）。数字时代，推动体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并非为了转型而转型，而是对数字社会中体育发展现实诉求的制度性回应。以数字化助力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就是要不断调适“技术”与“体育治理”的关系，更好发挥数字技术的本源功能，最终实现以技术促善治的目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我国体育治理已实现从单一的行政管理，到社会和市场的逐步介入，再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历程演进。这种动态的技术化过程，折射出体育治理与现代治理技术之间的良性互动。虽然技术因素对治理效能的提升作用在不断增强，但技术嵌入治理的过程并不总是完美的。随着体育事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结构日益复杂，治理主体、体制、机制和方式等方面开始出现诸多新问题（杨桦，2019），例如传统的运动管理中心模式在以往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中较为适用，而在新发展形势之下则面临被“淘汰”的风险。数字技术亦然，一旦数据支撑不足、技术支持不够，都可能引起治理“失线）。因此，需要将数字技术应用风险纳入体育治理现代化的范畴中予以统筹考量。现阶段，随着数字中国、数字体育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早已成为我国体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不容忽视的新力量。以浙江为例，该省体育发展与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初现雏形，全面涉及公共体育服务、体育赛事管理服务、体育场馆智能化改造及数字体育产业化等众多业务领域。而在推动数字体育发展的同时，相应的数字体育治理也备受重视。2021年出台的《浙江省数字体育建设“十四五”规划》就明确提出，将围绕全民健身、训练管理、赛事活动、体育产业等体育核心业务进行数字体育治理生态的构建。

　　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与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之间有机统一，是体育高质量发展和体育高效能治理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具有价值同构性（陈振明，2021）。

　　首先，体育强国建设与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是实现我国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是实现我国体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如何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故科学的制度安排是连结发展与治理的“桥梁”。因此，构建起符合新时代体育高质量发展规律的治理体系，既可以被视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容和目标，也可以被当作高质量发展的保证和支撑，与体育发展的根本价值和目标追求高度契合，具有一定的合目的性。与此同时，积极推动体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助于体育治理效能的提升，也能够直观展现体育治理向更高形态演进的基本态势，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体育强国建设与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

　　其次，体育强国建设与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体育强国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不仅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视与关注，也深刻反映出体育发展特定的历史逻辑和科学内涵。目前，我国体育事业正处于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和跨越发展的三期叠加阶段（李爱群 等，2022），迫切需要将科学治理和创新发展相联系，以发展的眼光和思路，探究现阶段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痛点、堵点，以更为先进的数字生产力不断寻求体育治理层面的进步与突破。这种进步与突破既是治理工具层面的技术性革新，也是全面牵涉体育治理结构、流程、机制等方面的系统性改革，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在体育治理领域的具体表现。因此，体育强国建设与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具有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关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