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政策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近年，体育消费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促进体育消费的政策，不仅提振体育消费市场主体的信心，激发消费者的消费热情，还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积极引导。其中，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政策作为促消费政策之一，充分推动试点地区的体育消费机制与模式创新，不断挖掘与释放试点地区体育消费潜力。2025年9月4日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开展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探索创新体育消费政策措施。这表明试点政策的先试先行能够充分发挥示范作用，更好激发居民体育消费活力。

　　各试点地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围绕试点政策目标、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开展政策实践工作。体育消费试点政策在上海市地方实践中产生效应的基本逻辑为：试点政策目标与上海市促进体育消费的整体目标相匹配，能有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各试点地区制定具有地区特色的推进策略与实施方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政策创新，从而实现试点地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

　　上海市体育消费试点政策通过政策目标的协同和跨部门协作与其他促消费政策相适配。在试点政策实施期间，上海市杨浦区与徐汇区通过探索建立市区联动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积极采取举措提升各区居民体育消费发展水平，主动呼应上海市体育消费促进的整体目标。政策目标之间的适配性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与上海市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目标相适配。《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纲要》提出，着力推动体育消费创新升级，拓展体育消费体验，引领体育消费前沿热点，加快建成国际知名的体育消费中心。自杨浦区和徐汇区被确立为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后，两区都积极制定工作实施方案，从体育消费机制、消费模式、消费业态、产业发展等方面实施差异化举措，探索促进体育消费的具体路径与做法，为上海市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贡献力量。2）与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目标相适配。体育消费是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试点地区多措并举，不断释放居民的体育消费潜力，能够为上海市体育消费整体水平的提升注入活力。3）与上海市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整体消费水平提升、扩大内需的目标相适配。体育消费作为居民生活服务消费的重要内容，是新的消费增长点，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本市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人均体育消费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到4.5%左右，服务型体育消费占体育消费的比重达到45%左右，重大体育赛事溢出效应明显增强。杨浦区和徐汇区体育消费试点工作的开展，能够有效促进居民体育消费结构转型升级，通过体育消费产品、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创造居民服务型体育消费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扩大体育消费。政策实施能够对未试点地区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带动其他区的体育消费发展，充分发挥体育消费在促进上海市居民消费、扩大内需中的关键作用。

　　上海市体育消费试点政策通过差异化实践，采取创新性举措，充分激发居民体育消费活力。从杨浦区来看，着重打造“10分钟体育消费圈”、推动建设都市运动中心；举办上海共青森林嘉年华活动等，打造体育消费品牌；重点围绕体育消费空间、消费场景、体育企业等方面开展体育消费专项调查工作，建立体育消费数据收集、发布、监测机制；开展深度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化赋能提供精准服务，开发“运动健康中心”小程序、整合场馆预约、体质监测等各类资源与功能；同时，杨浦区首创“社区体育服务配送”机制，由政府购买服务向社区配送健身课程。从徐汇区实践来看，通过挖掘徐家汇体育公园、徐汇滨江高品质文体休闲带、漕河泾开发区白领体育示范区、科体融合体验区、健康徐汇战略拓展区的空间资源，推动形成“一核一带三片区”发展布局，打造“体育＋商业”综合体，凸显地区发展特色，创新体育消费模式；此外，徐汇区还积极承办重大体育赛事，发挥体育赛事对消费的引领带动作用，促进文商体旅融合发展，加快体育消费提质升级。上海市杨浦区、徐汇区体育消费试点政策的创新总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通过部门协同工作，探索创新工作机制；2）通过区企合作聚力，推广市场化运作机制，创新升级体育消费场景；3）通过创新体育消费业态，积极引导社区融合创新，激发体育消费活力；4）通过强化政策创新，提供政策支撑保障。

　　整体而言，试点地区通过差异化的政策实施规划与战略部署，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突出不同试点地区个性与发展需求，形成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色路径，激发试点地区体育消费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促进体育消费水平提升。基于上述梳理与理论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H1：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政策能够显著提半岛·BOB升试点地区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

　　我国居民消费的特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丁任重 等，2013），关注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之间的异质性，能够因地制宜有效分析各地区的消费基础，明确其潜力所在与制约之处，这不仅有助于从城市发展整体角度出发，理解不同试点地区的政策执行效果，更是推动各政策执行主体合理制定政策目标与执行工作细则的客观诉求。已有研究对于居民消费产生地区异质性的原因大多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展开。宏观层面，地区货币政策的选择（肖卫国 等，2012）、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李建强，2012）、人口结构（李树生 等，2019）、金融聚集程度（肖利平 等，2017）、房地产价值（林勇 等，2015）等都是影响地区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微观层面，消费者家庭的资产配置（臧旭恒 等，2018）、家庭债务结构与流动性约束（宋明月 等，2020）、消费习惯和收入阶层（臧旭恒 等，2019）等与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息息相关。居民的消费基础、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使促消费政策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效果。同时，对体育政策执行效果的研究发现，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是政策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吴香芝 等，2013），也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之一。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决定性因素（段先盛，2009），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较高、消费基础较好、能力较强的地区，拥有更大的体育消费潜力，政策效果可能更加突出；对应地，资源禀赋、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以及市场完善程度等地区差异性可能会导致政策效果显著降低。同时，随着城市群的集聚以及区域一体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变量呈现较强的时间与空间效应，特别是对于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政策，若政策对试点地区的居民体育消费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则表现为充分释放试点地区居民体育消费潜力、活跃试点地区体育消费市场。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会同时受个人心理与社会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试点地区活跃的体育消费市场会对邻近的非试点地区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非试点地区的消费者以及体育消费市场都会受到空间影响从而产生模仿行为，这也充分体现了行为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的融合（齐红倩 等，2022）。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政策效应在不同的试点地区呈现异质性；H3：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政策不仅能够促进试点地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还能够对非试点地区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本研究选取上海市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考虑到以下几点：1）2020年8月，上海市杨浦区和徐汇区被确立为第一批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与上海市其他区自然形成实验组与控制组，为计量分析提供基础条件；2）上海市已经连续开展多年居民体育消费调查工作，相对于其他地区，体育消费数据监测工作、统计体系较为完善，能够为定量研究体育消费试点政策的积极效应提供数据保障，满足构建计量模型的基本要求。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以上海市16个区为研究对象，包含2个实验组与14个对照组，采用2017—2022年共计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人均体育消费金额（psc），控制变量选取人均体育场地面积（area）、当年获评的上海市级体育产业基地数量（ind_base），人均GDP（pgdp）、地区人口规模（pop）、第三产业占GDP比重（ind）、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pcdi）、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trscg）、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fiscal）（表1）。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上海市体育产业发展报告（2017—2018）》《上海市体育产业发展报告（2019～2021）》，以及2017—2022年《上海市居民体育消费调查报告》《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报告》《上海体育年鉴》和上海市各区统计年鉴、上海市各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确保数据的客观与真实准确，部分年份的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为了避免极端值对实证分析结果的影响，对所有数据进行1%和99%的winsor缩尾处理，表1为缩尾后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数据分布不存在异常值，符合实证研究的基本条件。

　　式（2）中，Wij为空间权重矩阵，描述地区i与地区j之间的空间相关程度，本研究采用空间反距离权重矩阵［式（3）］；dij表示上海市i区和j区之间根据经纬度计算得出的地理距离（km）。

　　分别为被解释变量pscij、解释变量didit、控制变量Xit的空间滞后项；ρ、θ、λ为滞后项的估计系数，μi、υt分别为地区、时间固定效应。

　　在进行模型的基准回归之前，需要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以验证其满足回归分析的基本假设，即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偏误，本研究对选取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表2），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0.8，故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进一步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H2，分别对2个实验组进行试点政策效应的异质性检验（表4）。结果显示，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政策在2个实验组均呈现积极效应，treat×policy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178、0.270，二者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充分验证了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政策对杨浦区、徐汇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提高产生的积极效应，该政策效应呈现地区异质性。可能的原因有：一方面，地区之间的居民人均GDP存在本质差异，根据官方数据显示，2017—2022年徐汇区的人均GDP数值高于杨浦区居民人均GDP，表明2个实验组在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层面存在本质的差异。地区的居民消费、收入水平与购买力水平不同，两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反映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上述原因可能会导致政策效果的差异性，但这不影响2个地区其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政策执行效果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试点政策的目标实现与顺利执行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情况、政策执行各部门之间相互配合情况都会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上述分析表明，由于地区经济基础、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固有差异，试点政策在不同地区呈现差异性，本研究的假设H2得到验证。

　　本研究进一步参照Topalova（2010）的做法，将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政策事件的发生时间提前2期，考察试点政策是否对地区居民体育消费存在促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中（2）列所示。由于treat×policy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可以排除半岛·BOB其他未观测到的因素对试点地区居民体育消费的影响，证明对居民体育消费的正向积极带动作用是由试点政策的实施带来的，假设H1仍然成立。

　　遗漏变量偏差的存在也有可能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参照La Ferrara等（2012）的研究，将是否为处理组随机分配，构建“伪”处理组，若没有显著的遗漏变量，安慰剂处理变量的估计系数应当不会偏离0点，从而说明上述实证检验模型设定不存在偏误。为了减少其他影响因素对事件估计结果的干扰，将新生成的处理组与对照组按照设定的模型重复回归500次，并对回归结果进行统计（图2）。由图2可知，500次回归的结果估计系数均值均接近0，并且P值绝大部分在0.1以上，表明观测到的异常值不会导致本研究的实证估计结果产生严重偏误，因此，政策存在积极效应的结论是稳健且成立的。

　　上述分析检验了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政策对于试点地区居民人均体育消费的促进作用。但为了检验假设H3，本研究进一步构建SDM证明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政策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进行空间回归之前需要检验变量之间存在着空间相关性，故本研究进一步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全局莫兰指数（Moran’sI）检测（表6）。结果显示，2017—2022年被解释变量的Moran’sI检验结果均＞0，并且P值的检验结果均＜0.05，说明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存在明显的空间聚集现象，居民人均体育消费的Moran’sI由2017年的0.309逐年攀升至2022年的0.395，空间集聚性整体不断增强，故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政策空间溢出进行实证检验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上述Moran’sI是对被解释变量的全局自相关性检验，展示了变量在整个区域内的空间自相关性，需要进一步检验变量在各区域内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用以区分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之间的空间联系。2017、2022年上海市各区居民人均体育消费的局部Moran’sI散点图显示，各区大多分布在第一、三象限，呈现“高-高”“低-低”集聚的空间关联性特征（图3），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与上述全局自相关性检验的结果相符。

　　根据Elhorst判断原则，在初步说明被解释变量存在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需要通过似然比和Wald检验判断空间杜宾模型能否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 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表7）。结果显示，应当选取非普通面板回归模型中的空间效应模型，在5%的显著水平拒绝使用SEM和SAR模型，而选择SDM模型。进一步地，Wald检验和LR检验均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SDM模型简化的原假设，说明本研究采用时间与个体双向固定的SDM检验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合理性，并且能够进一步从总效应中分解出直接和间接效应，规避由变量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差。

　　由于空间杜宾模型同时包括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因此，可以通过效应分解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生的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上海市进行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建设的地区，由于政策实施给当地居民人均体育消费带来的促进作用为直接效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由试点地区政策的实施影响非试点地区，从而对本地区居民人均体育消费产生的影响为间接效应。参照Le Sage等（2008）的做法，将空间效应分解，通过模型测算得到本研究构建的SDM中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总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表9）。表中解释变量treat×policy对试点地区居民人均体育消费的总效应估计系数为1.072，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策实施能够显著促进试点地区居民的体育消费。同时，treat×policy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系数均为正，分别通过了1%与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间接效应的估计系数为0.776，大于直接效应的估计系数0.297，说明假设H3成立，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政策的实施不仅带动了上海市试点地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提高，还促进了邻近非试点地区的居民体育消费，政策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以上分析从理论层面充分证明了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政策具有良好的空间辐射作用，突出了该政策在区域之间由“试点”到“扩散”的特征；从实践层面证明，积极总结试点城市先试先行的有效经验，有利于发挥对其他地区居民体育消费的示范、带动作用。

　　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上海市试点地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并且政策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进一步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发现，政策还能够对非试点地区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产生显著的激励作用。

　　1）持续深化体育消费试点工作，强化政策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试点政策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动态过程，对于促进地区体育产业发展、城市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体育消费试点政策在时间和空间上扩散，需深化对政策试点推广过程动态性与复杂性的理解，强化对试点政策推广逻辑的认知，充分发挥试点地区的主观能动性，以更好的发挥政策对非试点地区的激励效应，实现试点政策效应的空间扩散。

　　2）优化体育消费试点政策的空间布局，鼓励各试点地区结合自身资源发挥能动性。重点关注试点经验的标准化与推广以及跨区域的消费资源共享。由于各试点地区在宏观经济运行、产业结构分布、自然资源禀赋、人文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化，应当充分认识各试点地区体育消费的发展潜力所在，依据政策执行条件以及政策执行主体的现实情况制定差异化推进策略，形成各地区的资源互动与产业互补，避免出现体育消费产品与服务的同质化。

　　3）充分调动试点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广具有地方特色的体育消费试点模式。各试点地区应当以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政策为契机，把握地区体育消费发展的潜力之处与制约瓶颈，建立促进体育消费发展的长效机制，结合体育消费发展基础与资源禀赋构建特色化的体育消费发展模式和长期发展共识。在试点政策的推广过程中，需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推广方案，充分考虑各地体育产业发展基础、政策实施基础，明确各地的发展优势与短板。同时，建立政策实施的反馈渠道，深化政策溢出效应研究，对试点工作及时总结，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4）实施试点政策的分类指导与分层推进，充分考虑行政层级与城市能级差异。一方面，针对上海等超大城市的核心城区应当侧重于体育消费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提升、体育消费模式创新和消费场景创新，重点培育高端化、个性化的体育消费新业态，发挥其在消费需求引领、技术创新方面的标杆作用。同时，加强其在市域范围内的辐射带动作用，探索城区间协同联动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针对整体作为试点单位的地级市，政策执行的重点应更注重全域统筹、基础夯实和普惠共享。着力完善覆盖城乡的体育基础设施，提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质量，挖掘体育消费下沉市场活力。鼓励探索符合本地资源特色的体育消费发展路径。在空间溢出方面，应更关注跨行政区域的协调与合作机制建设，探索城市群、都市圈层面的体育消费协同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